隆国强：中国新开放战略的三大重点
在专题讨论中，出现了东亚的多元法律文化、非洲法律思想和法哲学、巴西法律的法律思想和理论基础、文化对话中的俄罗斯法哲学这些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议题。
另一路是在法律自身的实践中寻求行动中的法律，其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追寻某个时域中法律运行的实践效果问题。但需进一步说明的是，价值实证所指向的合法与非法，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形式合理性意义上的合法与非法，而是指实质合理性意义上的合法与非法。
在君主制立法中，尽管君主可以一言九鼎，甚至那些无道的君主们还可以金口玉言、言出法随，但这并不排除君主们就立法内容和大臣们商议的可能性。【注释】 [1]对法律的此类认识，在民间尤其盛行。反之，不具有知识属性的法律，则不利于主体对法律的内化，会让人以为法律是外在于主体的东西，是纯粹的工具。前者是法学不发达的产物。我们知道法学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法律的核心要素是权利与义务，法律就是用以分配、调整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
显然，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实证基于对当下法律的完善、修葺而展开，而不是另起炉灶，寻求当下法律治理的替代方案。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实证，仅仅靠规范实证，不可能发现、创造这些法律方法。慎到数千年前的那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业已传达了彼时实践中的权利观念：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分]未定。
这样，习惯权利和国家法定权利相比较，其所表现的文本形式显然具有多样性。一般说来，它发出请求的对象，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社会组织，相反，它往往是针对公民个人提出请求。这里将通过一些实证的民间规范以说明其是如何隐含地记载习惯权利的。一般地说，人们对于权利都有自觉运用的心理因素——人们好利恶害的心理必然热衷于对权利的求取。
就当下中国的情形而论，尽管不乏生活无着者乞讨的情形，但更多的情形则是所谓乞讨职业者。首先，民间规范对习惯权利的隐含记载方式。
[12]参见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人权法教程》（第二卷，文件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此外，张冠梓在《论法的成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版）一书中，对我国南方山地民族习惯法中的权利义务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可参见。[8]《吕氏春秋·慎势》。但稍加分析，则在这条命令的后面，隐含着病人及其家属有权婉拒、甚至公开拒绝探视者于下午看望病人的要求。
社会关系的动物则说明人作为规范动物的实现方式。第三、习惯权利主要是在主体交往中通过直接博弈形成的，当然也可能是赋予的。再一方面，一旦占地户根据规定在当年交纳了经商占地费，则同样拥有权利对抗村委会在当年再收经商占地费的行为。尽管在实践中，也不乏通过一定的说服、教育机制教人们如何行使习惯权利的情形，但这和教育人们行使法定权利时的情形明显不同。
我承认，国家法律对社会的深刻改造价值，但这种改造，从来是和社会对法律的改造同时双向地发生的。即使直接在程序上由全民对话、协商而形成的权利，一旦通过成文的法律形式、法言法语表达出来，就必然体现着精英们加工的特征，从而与人们的生活之间形成了某种文字距离。
和法定权利相比较，习惯权利是主体在长期的行为过程中，通过相互的磨合、博弈而形成的。一只4岁至6岁的羯羊毛（约3市斤），交换青稞18碗（约9市斤），约平均1斤羊毛换3斤青稞。
第二 租地如约纳团租，许退不许夺 凡租种田地者，所纳之租名曰‘团租。这也是我们日常所见的国家法或民间规范总是将权利和义务、权利和责任明示地或隐含地纳入规范内部的原因所在。于是我在想，为何我们的管理机构不按照工人们喜欢走近道的习惯权利在该草坪上设计一条小径，而非要将他（她）们动员、甚至驱赶到老远的大道上饶个圈去上班呢？国家立法与民间规范的关系，是否也有类同？ [23]参见谢晖著：《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页以下。[20]相关契书，已多有整理和研究，但目前研究者更多为史家，法学家也多站在史学、甚至人类学立场研究之，而站在法学立场研究之者甚少。由[分]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如果某种民间规范不具有此种功能，那么，其也不能谓之民间法。
但载定个别权利的规范（如合同）总是不能承当民间规范的使命。习惯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形成的。
如某地某某学习小组规则，就不宜作为民间法的内容进行研究。这显然不同于草根性的习惯权利所由生的民间规范——不论语言文本的、行动文本的还是文字文本的——与主体生活间的无距离状态。
这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似乎只有在现代的法律规范中才有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在此意义上，我更喜欢将习惯权利称之为人们的日常消费品。
这里的问题是：这些大多签订于古代的契约文书是在当时没有关于契约的国家法的背景下发生的，那么，其有效的根据何在？仅仅是双方（或多方）当事人的自愿吗？恐怕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按年送纳团租，或秋或夏，必有一定之时，且有一定之色，均注明于约据内，佃户不得稍有更移。习惯权利的对称是法定权利。衡量民间规范是否为民间法，还在于看该规范是否在一定社区内能够持久、稳定地发挥规范人们交往行为的作用。
[3]夏勇著：《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只要有你的、我的分界，则相关权利也就存在。
因此，和国家法、国际法等相比较，习惯权利和民间规范之关联就更为直接，更为现实。而美国法人类学家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对于菲律宾初民部落伊富高人的私法及其权利和义务也做出了系统的、合乎逻辑的论述，可参见。
民间规范品类繁多，难以尽数。另一方面，当他因村委会批准而与其签订合同后，便不仅负有合同上的义务，同时还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并且他还可以以合同为据，抗拒来自村（委会）的不当干预。
一般地说，只有被称之为民间法的民间规范所载定的权利，才可称为习惯权利。对此类观点，米尔恩已经提出了反驳，他也实证了权利观念（尽管并非权利概念）自古而然的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存在。民间规范对习惯权利隐含记载的含义如上已有交待。正是在此基础上，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强调普适性的自由—民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遇到了被解构、证伪的风险，反之，以诠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政治、社会理论应运而生。
【摘要】 本文以探讨民间规范和习惯权利的内在关系为宗旨:习惯权利是针对法 (国家法 )定权利而言的,它是指一定社区内的社会主体根据包括社会习俗在内的民间规范而享有的自己为或不为、或者对抗 (请求 )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社会资格。在君权立法的时代，权利的国家赋予即帝王恩赐。
米尔恩在谈到习俗作为权利之渊源时指出：习俗之成为权利来源，在于它是一种制度。[5]参见张永和著：《权利的由来——人类迁徙自由的研究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以下。
如上对民间规范隐含地或明示地对习惯权利规定方式的论述，意在一方面说明习惯权利与民间规范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在表明民间规范绝对不是现代法律权利和义务模式的腐蚀者和破坏者，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法律权利和义务模式的支持者。明示习惯权利的民间规范一般地说是成文的，但在有些口耳相传的、或者行动中的民间规范中，也能够反映出其对习惯权利的明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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